近日，２０１７年全国高招工作陆续展开，一些学生们心目中的“名校”也再次引发关注。但你知道吗？在人才辈出的北京大学，百年前曾经有一群“旁听生”，他们没有座位，只能站在教室的角落里蹭课，他们没有“名分”，不能学成毕业获取文凭，然而在这群“旁听生”中间，却诞生了很多学者和大师。

北大“五公开” 入校无门槛 

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，诞生于１８９８年、后改名的北京大学，在中国历史和文化教育中的地位都是无可厚非的。

１９１６年，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校长，在他“循思想自由原则、取兼容并包之义”教育理念的影响之下，北京大学积极推行改革，不仅成为了当时中国的学术和思想中心，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。而蔡元培最为世人所称道的，就是在任期内推行的“五公开”政策：一是课堂公开，不管有没有学籍，都随便听课，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，迟来的正式生反而站在后边；二是图书馆公开，可以随便进出，为当时喜爱读书的人们提供了便利；三是浴室公开，什么人都只管去洗；四是运动场地公开，有时候操场上来运动的外校学生比本校的还多；五是食堂公开，对内对外价格一样。

也正是蔡元培先生的“五公开”政策，造就了北大百年以来的自由学风，也使得当时很多年轻人慕名前来，穿梭于校园各种门类的课堂当中，聆听自己所仰慕的教授、大师们的课程，享受着知识带给他们的快乐，毛泽东、瞿秋白、沈从文、冯雪峰、丁玲、季羡林等，都曾是“北大旁听生”中的一员。

满堂皆学生 考试只一人

上世纪二十年代，北大“旁听生”的队伍一度发展壮大，据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７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记载，当时来北大旁听的学生有近１５０人。

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，北大作为启蒙的圣地名声大震，吸引了很多爱国文学青年前来蹭课，尤其是国文系，据说国文系的课堂上时常有这种情况：上课时根本分不清哪些是正式生哪些是旁听生。旁听的学生当中，有不少后来均“青出于蓝”，如作家沈从文、丁玲等，都曾是国文系旁听的常客。陈汉章老先生曾说，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，平时教室里总是坐满了学生，可一到考试那天，台下只剩一人，仔细一查，原来那些全是旁听生。蔡元培听到后非常赞许，后来他曾多次批条子，允许旁听生在北大旁听。

毛泽东曾于１９１８年８月至１９１９年３月、１９１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２０年４月两次在北大旁听；文学大家沈从文，也在１９２２年夏天，风尘仆仆地从湘西跑到北京，先住在酉西会馆，后搬进银闸胡同，只为到北京大学旁听；１９２４年，二十岁的丁玲也进入北大，开始了自己的“旁听”生活。

革命寻真理 旁听结友谊 

史料曾有记载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席国际会议的党员，革命烈士贺恕，曾经与毛泽东、瞿秋白一起度过了一段北大的“旁听”岁月。

１９１８年，在毛泽东给贺恕的信中写道，他同蔡和森已做好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，现留在北平大学（今北京大学）当图书管理员，一边听课一边协助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管理图书，希望贺恕接信后，即刻动身。

贺恕到达北平后，就被毛泽东领到了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，李大钊对贺恕说，他已经与哲学系和文学系的先生联系妥了，让贺恕明天就去听课。在听课期间，贺恕结识了常常以记者身份来听课和去图书馆看书的瞿秋白。他们两人常常在一起交换学习和读书的心得体会，畅谈对社会、对人生、对现实理想的看法和观点，期间，甚至还结伴拜访了鲁迅先生。

１９１８年底，贺恕结束了北大的旁听生活，背着从北平购置的各种书籍，返回了家乡。而在北大当“旁听生”的岁月，则成为了他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段回忆。（2017年3月20日《现代教育报》）